虽然法治未必能够完全、充分地保障自由，但是，它是各种方式中最有效的保障手段。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21] 梁启超的主要论点为：其一，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

[30] 唐兰在《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中指出，老子的不尚贤与墨子的尚贤不相干，贤字是当时一个流行底题目，和道、德、仁、义、名、实一样，各家的学说里都要讨论一下，决 不能说某书是受某书影响的。他们所依据的不外乎是思想源流、时代精神、语体文风、语言方式、流播方式、学者引述、民俗习惯等，以此判断其为战国时书。《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如果说，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时，已经引起一大段学术公案，那么，《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这一悬案，同样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纷纭聚讼。

并从《老子》中找出了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词，认为不是春秋时人所能作，而是战国时的用语，并认为墨子孟子书中未论及老子。相隔20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墓大批竹简，[36] 其中竹简《老子》（郭店节抄本）[37] 距今2300余年，虽然并非原始祖本，但却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抄本。他区分了两种隐遁：一种是灭绝意志以求清凉。

……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35齐物强调毕竟平等，认可万物具有的独特价值，反对用任何人为的方式来强齐，具有彻底的平等性。署名为铁铮的读者就致信提出异议：一般国民，处水深火热之中，乃望此迂缓之学，以收成效，何异待西江之水以救枯鱼？44这无疑切中了章太炎言说的迂缓弊端，不适于当时急迫的局势。另一种是深求学术而隐遁。

创刊号上的《新世纪之革命》写道：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即使是要增进幸福，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

关于隐遁的问题，虽然较少被新世纪派论及，但明显与此派所持的互助论相悖。凡哲学之深密者类之矣。这些公理只是某些文化共同体的惯例，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为此，他取资强调个体自律的华严宗、法相宗来建立理性的无神教：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这种人灭绝了意志，对道有着深刻体会，他们必然会将悟得的道授予他人，否则即未能尽去自利心，也不可能灭绝意志。他综观中国历史后认定：盖以支那德教，虽各殊途，而根原所在，悉归于一，曰‘依自不依他耳。一于胜义，则自裁与求生皆非。③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1906年7月15日），载《章太炎全集》第2辑（演讲集上册），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转而向上言公理者，与墨子‘天志相类。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

另一方面，自然意味着没有人为的不平等，具有价值的正当性。33同注17，第3431—3432页。

12对新世纪派而言，进化主要是指互助进化论，是科学所取得的最新公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需要遵循的精义。是故一切强权，无不合理。然此理者，非有自性，非宇宙间独存之物，待人之原型观念应于事物而成。由此，这一观念便从政教演变成风俗，最后沉淀为人的心理，深入人的脑髓。虽然收效缓慢，为当时革命派所不满，但对于当今价值多元的社会或许不无借鉴意义。⑧佚名：《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载《新世纪》第1号（1907年6月22日）。

通常，各类社会政治言说的基本目的是动员社会成员，使之致力于改造社会。14而自然则至少重叠着两层含义：一方面，自然是客观存在，科学发现的自然规律也具有客观必然性。

29在这些言说中，公理的公众认同这一实质意义已被抽掉，只剩下权威化的语词形式。但就当时的反满形势而言，无疑有着明显的弊端：感情需要潜移默化，并非一朝一夕能有所成就，收效缓慢。

其中，他对公理的批判尤为强烈，不仅将公理放在首位，而且用了近半篇幅。理原指治玉，引申为界线、规则。

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42他在《民报》上发表的《建立宗教论》《无神论》《人无我论》等文，即是这一想法的落实。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26虽然此文没有使用公理语词，但《新世纪》标榜以公理立论，因而章太炎将它作为公理言说偏弊的例子来剖析。进化是新世纪派倡导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根基，几乎遍布《新世纪》的每个角落。

下文将作具体分析，在此不赘。38将道德与情感紧密联系，这是传统儒学的基本立场。

将进化作为主义，势必采用强制的方式才能使人遵守。章太炎对公理的批判不无偏激之处，但其目的是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以捍卫和挺立个体的自由自主。

因此，公理对人的压制与束缚，惨刻少恩超过天理。这涉及章太炎对公理的理解。

三、对公理言说的救偏：成就感情 为防止公理言说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的弊端，挺立个体的自主性，章太炎提出以齐物思想来救偏： 庄周所谓齐物者，非有正处、正味、正色之定程，而使万物各从所好，其度越公理之说，诚非巧历所能计矣。而百昌之在恒沙世界，节族自然，槃旋起舞，合于度曲，实最上极致之力使然。善与恶之间，必以‘无记为之平线，责人以无记以上，而谓之曰公理，则束缚人亦甚矣。原其立论，实本于海格尔氏，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采色有殊，而质地无改。

为提升民众道德，他根据我国民族心理文化的特点，企望于借助宗教信仰来达成：首先，道德的生发源于个体的感情。*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礼运》‘大同章注解研究（项目编号：18BZX073）的阶段性成果。

从齐物来看，章太炎着眼于成就感情的言说确实并未对个体施以外在的社会强制力：在建立无神教上，他只是对相关名相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公理为公众认同的理则，本应依从世俗义立论，但以公理之名来反对自裁，实已超出世俗而立足于超越义。

23他认为，蒲鲁东的学说明显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只是用力和逻辑替换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宗教和实在，带有推崇强权的强烈色彩。有此极致，故百昌皆乡此极致，进步无已，是虽必然，而亦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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